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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杰:深化改革?融合發展?建設出版強國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2018-12-29 17:15:17      瀏覽次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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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版協會理事長 柳斌杰

    中國出版業有過輝煌的歷程,為人類的文化傳承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在全球文明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在改革開放40年中,中國出版業又創造了新的輝煌成績,經過40年的奮斗,一躍而成全球公認的出版大國,受到了全球出版同行的贊譽。國際版協的兩任主席都說過:“21世紀的出版是中國的,沒有中國出版的參與就不叫國際出版。”由此可見現當代中國出版的國際地位。中國出版改革開放40年的巨大變化,應當歸功于黨的正確領導,歸功于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歸功于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歸功于不忘初心、砥礪前進的出版界干部職工的團結奮斗和奉獻精神,歸功于不斷解放的全體人民的文化創造力。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也是我國精神文化的創造者,是我們出版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出版源泉。

    一、改革就有新局面

    回顧我們一起走過的路,雖然曲折艱辛,但很成功。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變化;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大發展。

    1977年恢復高考,大學招生,學生用書、教師用書的急需,使文革造成的“書荒”更加突出,出版工作提上中央議事日程,鄧小平同志親自抓出版協調,恢復原有的出版社,把關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正在“五七干校”勞動的“資產階級代理”解放出來回到出版戰線,把印“毛選”的紙調出來,調整了出版界的領導班子,集中解決學校無書可讀的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征程,出版界隨即開始了撥亂反正、放權讓利為重點的工作。1979年恢復了一批出版社,恢復了大部分出版業務。1980年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一批干部;出版市場末端放開,允許個體、私人經營書報刊零售,出版市場開始恢復。1981年地方出版社擴大自主權、參與教材出版、實行“三化”發展,全國出版以保證學生用書為重點任務。1982年提出了“一主三多一少”為重點的發行體制改革,允許出版社自辦發行;開辟新的發行渠道,開辦民營書店、辦書市。這就是我們從放活市場、解決“書荒”起步的改革。

    1983年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意見》后,出版的方向和政策比較明確了,放開了有條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城市辦出版社的政策,放開了有條件的大專院校和軍隊各大單位辦出版社的政策。這些政策一出,出版社數量翻了一番,出版能力增加兩倍,我國2/3的出版社和雜志社就是在這時誕生的。

    1984年城市改革開始,印刷業轉企改制,中外合資印刷企業也被允許,解決印書難。1985年、1986年黨報黨刊恢復發展,分級分類辦黨報,要求立足地方、辦出特色,轉變作風、服務人民。允許黨報辦非時政類的晚報、都市報、專業報,整個看報難的問題得以緩解。隨著VCD、DVD、卡拉OK等裝備進入中國,音像電子出版迅猛興起,服務大眾消費的音像出版市場發展了。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中國開始了市場經濟的改革。隨后進行的加入世貿的談判,又是對我國改革開放的考驗。這兩件大事主導了這幾年的出版業改革開放進程。開放文化市場,這是在計劃經濟中沒有過的。市場要有市場主體,開放要有競爭主體,整個出版業當時還缺這兩個東西。于是組建出版業事業集團,實行企業化管理,擔當市場主體。放開除總批發以外的出版發行市場,培育市場體系,制定外資進入中國大陸出版業環節的各項政策,出版允許中外合作項目,發行允許中外合資企業(中方控股),期刊音像允許中外合作,印刷合資、獨資辦廠都予以開放。內部機制改革積極推進,承包租賃、合伙經營、招標采購、按勞分配、編輯室責任制等市場方式都在積極試行,著手訓練我們的市場競爭能力。應對加入世貿后文化市場變局的這些改革開放措施,都是在體制不變的條件下進行的探索。

    黨的十六大正式決定把文化分為經營性和公益性兩大類,相應地提出了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兩個概念,也同時提出了兩個方向上改革的路線。我們經營性出版的改革主要是從這里開始,一是推進四大轉變。(1)推進思想觀念的轉變,主要是解決“大鍋飯”“鐵飯碗”問題。(2)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解決“政企不分”“管辦不分”的問題。正是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率先與所屬的出版機構脫鉤,組建了中國出版集團,實行政企分開、管辦分離。(3)推進出版體制轉變,幾年間530家出版社、3000家非時政類報刊社和全部印刷、發行、進出口單位轉成企業。(4)推進經營機制轉變,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二是培育四大主體。(1)市場法人主體,就是有法人資格的市場主體,因為此前我們大多數出版社、報刊社沒有法人資格,隸屬于相關部門、隸屬于一個單位,而市場競爭就要有真正的獨立經營的市場主體。(2)公共服務主體,一部分事業單位像黨報、黨刊、人民出版社,轉變為公共服務的主體。(3)合格管理主體,依法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4)行政執法主體。

    三是建設八大公共服務工程。(1)農家書屋。我們在幾年內把十多億冊書送到了農民家門口,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少有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在網站上都放上了中國這一件大事。(2)全民閱讀已在全國城鄉興起。(3)馬列著作的出版,使馬列主義出版研究中心由外國轉到了中國。(4)古籍整理出版。(5)傳播力建設。(6)少數民族語言的民文出版。(7)推進民族地區出版的“東風工程”。(8)文化環境治理,開展“掃黃打非”、網絡治理和版權保護工作。這樣就把公共服務的骨架基本建立起來了。到2012年這些改革的目標全部得以實現,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出版大國。

    黨的十八大后這幾年,出版業主要是在融合發展、提高質量等方面深入推進改革,鞏固了改革開放的成果。一是融合發展,創造了多媒體出版的新局面。二是調整結構,數字、網絡出版高速發展。三是提高質量,走高質量發展道路。四是國際傳播力增長,加大了國際傳播的力度。

    回顧40年,改革開放是中國社會變革的強大動力,也是中國出版跨越發展的強大動力,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除圖書出版一直穩定增長外,2017年的期刊回升、報紙利潤增長,也顯示了創造活力。我們的圖書進入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國家圖書館,我們的網絡文學成為世界品牌。在主要發達國家和重要發展中國家,我們都設立了中國出版機構,落地生根、本土化出版,傳播中國,國際影響力大為增強,走出去的成果也很巨大。

    與1978年相比,各類指標都增長了幾倍、幾十倍、幾百倍。這就是改革開放給中國出版帶來的巨大變化和輝煌的成就。

    二、實踐創造新經驗

    對于中國出版業來說,改革開放的實踐,創造了業績也創造了發展中國特色出版業的寶貴經驗,也是我們今后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推動出版強國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簡要地說有六個方面:

    第一,堅持和改進黨對出版工作的領導,是堅持正確出版方向的政治保證。出版是關系文化傳承、真理傳播、科學普及和公民素質教育、社會價值塑造的文化基業,決定整個文化發展的面貌,一直受到黨中央的重視。我們深切體會到,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改革發展,才能保持正確的出版導向。40年來,黨中央除在文化體制改革文件統一部署出版工作外,還專門發了4個文件,即1983年和2018年11月先后發出的兩個“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意見”,出版社轉企改制的決定、非時政類報刊深化改革的決定。此外,在出版事業出現問題時,還發過3個治理整頓文件,部署打擊非法出版、整頓報刊秩序、整治報刊散濫和攤派發行等重要工作,端正出版方向,保證健康發展。

    第二,堅持中國特色的新聞出版業發展道路,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不能照搬西方發展模式。中國有中國的制度,不能照抄西方管理方式。中國有中國的文化傳統,不能盲目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念。中國有中國的意識形態,不能用西方的意識形態影響中國的出版實踐。要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相適應,發展中國特色的出版業。

    第三,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把新時代的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改革開放發展了中國出版業,開啟了中國出版業高速發展的新時代,但是并沒有終結,永遠在路上。中國出版業目前遇到的兩極分化、融合不暢、體制機制弊端是改革不徹底的后遺癥,必須要通過改革開放來解決。理順體制,轉換機制,調整結構,轉型升級,留住人才,增加活力。這就必須要下決心,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把出版改革進行到底,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第四,堅持守正出新,落實“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使出版業保持永久的魅力。守正,就是要守住主流,守住導向,守住我們的陣地和出版的真諦。出新,首先就要適應多媒體傳播、多元化閱讀的新變化,創新發展平臺,創新發展的體制和機制。同時,我們要始終堅定貫徹黨在出版領域的方針、政策,這是我們守正道的一個重要的保證。

    第五,堅持與時俱進,切實學會運用新技術,培育新業態,拓展新市場。新技術層出不窮并改變著出版業態、出版流程、出版市場,要跟上數字文明發展的進程。要按照現代閱讀市場的轉移和變化,建設新平臺、培育新業態、尋到新讀者,擔負起傳播主流文化的責任。目前的情況是,我國出版業已經進入到五種業態、立體交叉、共同發展的一個階段,既要重視印刷出版,也要重視電子出版、數字出版、互聯網出版和大數據出版。因為很多的讀者已經轉場閱讀,轉到了線上網上屏上。所以,我們也不能固守著一種業態,要轉變觀念,要作為一個知識生產的中心來辦出版,不只是守著一本書、一本刊、一張報,而是要給全社會提供更多的在書在線在網在屏的知識服務,這是未來出版最大的變化。

    第六,堅持兩個效益的統一,構建新的出版管理體系。追求社會效益和市場效益,是既矛盾又統一的老問題。出版宏觀管理和微觀管理上的矛盾主要也在這方面。我們要構建完善引導機制、政策機制、市場機制、利益機制,調整和約束相結合、改革和創新相結合,重構多層次強有力的管理體系,來解決面臨的這些矛盾,保持兩個效益的統一。

    三、奮斗再創新輝煌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意味著我們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站在新的起點上,回望我們走過的路,中國出版人的心是踏實的!我們在自己的崗位上,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宏偉事業添磚加瓦,在探索中國出版改革之路上從未放棄努力。我們用心血澆灌出的中國出版業改革開放發展之花正在開得絢麗多彩,我們無愧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展望未來的新時代,中國出版人是信心滿滿的,我們要繼續當好文化體制改革的排頭兵,我們從政策上接受陽光,我們從經驗中吸取力量,我們在實踐中創造更加輝煌的業績,把新時代出版改革開放進行到底,在改革開放關鍵時刻再立新功。

    一是講政治。認真學習黨中央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精神,特別是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講話,學習黨中央關于出版工作的最新決定和部署,用黨中央的精神統一整個出版行業的思想認識和行動步伐,提高“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奮斗“四個偉大”,團結一致,振奮精神再出發。

    二是抓改革。針對我國出版行業確實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對下一步中國出版的根本性改革作出認真研究和安排,以融合發展為重點、以創新業態為支撐,推動出版業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融合發展,提升競爭能力。下一步的改革怎么改?要靠我們出版界的努力。不會有現成的改革方案,你的問題你不提出來,誰知道你怎么改革?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地認識這一點,下一步你的問題怎么解決、出版改革怎么深化?出版行業不是等待,而是要主動地為黨和國家出主意、出謀獻策,并通過一定的程序反映行業的要求和建議。

    三是促創新。以內容創造為重點,全面創新出版業,以提高出版產品的質量品位和效益,提升我國出版業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競爭力,為輿論生態的建設貢獻力量。

    四是為人民。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出版導向,千方百計多出好作品,滿足人民群眾過上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要貫徹“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在文化、學術、藝術等出版類型上為人民群眾的多層次學習、研究、審美需求服務,使出版市場更加豐富多彩。

    五是興文化。推動文化的興盛發展,是出版業永恒的任務。要繼承中國傳統出版“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情懷,勇敢地擔當起記錄歷史、傳承文明、傳播真理、守望公平正義的歷史文化責任,創造性、創新性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轉化,賡續中華文化的血脈,留住當代人民偉大的精神創造和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出版精品,確保中華文化的永久魅力和獨特風采。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家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就把文化建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事關民族復興的高度上,作為文化建設和文化傳播基礎行業的新聞出版行業,擔負著新時代文化創造性傳承、創新性發展的光榮使命和歷史重任。我們必須認真總結40年新聞出版業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繼續發揚改革開放、創新發展的排頭兵精神,堅持改革創新不停步,堅持融合發展不走樣,堅持中國文化立場不動搖,以高品位高質量高效益的新聞出版產品和服務,為即將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的人民群眾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忘初心、繼續奮斗,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力量,作出這一代出版人無愧于時代的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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